目前全球已有8款CAR-T药物相继获批上市，其中6款获得美国FDA批准，2款获得我国NMPA批准。CAR-T疗法在B细胞白血病或淋巴瘤患者中的治疗效果，改变了抗癌疗法，为难治性患者提供了潜在的治疗选择。

但是，CAR-T疗法的一些瓶颈限制其广泛应用，如毒副作用严重、抗原逃逸、治疗持续性、异质性等，特别是在实体瘤中治疗效果有限。因此，全球的科研人员还在通过不断地研究，以使其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。

CAR-T疗法的局限性

CAR-T疗法实现持久缓解的主要有四种限制：

1.CAR-T细胞衰竭

比如，有的患者自身T细胞无法成功生产CAR-T细胞，或者生成的CAR-T细胞扩增不充分。有的患者有限的持久性是疾病复发的潜在因素。

2.抗原调节

如恶性B细胞上CD19或CD22的丢失或下调，造成抗原逃逸，对CAR-T疗法产生抗药性。

3.CAR-T疗法毒性

主要是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（CRS）和神经毒性。关于CRS的治疗是否干预CAR缓解的持久性影响还在研究中。

4.未知的疾病机制

这是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重点，以优化CAR-T细胞疗法的临床应用。

CAR设计的优化

CAR主要组成部分：抗原结合域、铰链、跨膜域和细胞内信号域。每部分有不同的功能，组成部件的多样化组合，可以实现CAR分子的优化设计。抗原结合域常为单链抗体（scFv），负责识别并结合靶抗原。铰链和跨膜域可将scFv锚定于细胞膜上。胞内信号域由共刺激因子和CD3信号域组成。当抗原被识别和结合后，产生刺激信号传至胞内信号域，T细胞被激活并发挥效应功能。

scFv序列通常来源于鼠或人的单克隆抗体，scFv可对CAR功能产生影响，影响CAR对靶抗原的特异性和亲和力。

铰链区提供足够的灵活性来克服空间位阻，影响抗原结合和CAR信号。来自CD8、CD28、IgG1或IgG4的氨基酸序列已被用于CAR铰链结构域。跨膜结构域将CAR锚定在T细胞膜上，通常来源于I型蛋白，如CD3ζ、CD28、CD4或CD8α，影响CAR的稳定性和功能。

胞内信号结构域通常包括激活区、一个或多个共刺激域。绝大多数CAR通过CD3ζ衍生的相关的免疫受体激活CAR-T细胞。共刺激信号对获得更佳功能及持久性的T细胞是必要的，研究最广泛的共刺激结构域来自CD28或4-1BB（CD137）。

有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可互换靶点的通用CAR分子：Supra CAR，由T细胞上表达的通用受体（zipCAR）和肿瘤靶向单链抗体适配器（zipFv）组成。zipFv的单链抗体与肿瘤抗原结合，通过亮氨酸拉链激活T细胞上的zipCAR。具有多种特征有助于对抗复发、缓解过度激活和增强特异性。

更多解决方案

对于CAR-T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细胞因子风暴和神经毒性，主要是干预细胞因子的分泌或控制T细胞的过度激活，如通过抗体阻断IL-1、IL-6和GM-CSF，进而阻断过度的炎症反应。面对治疗过程中产生抗性的问题，可以通过设计多靶向的CAR分子或增加靶抗原的表达来改善，或是提高scFv与靶抗原的亲和力，也可能有助于CAR-T细胞识别低密度的靶抗原。

目前CAR-T的制造多使用患者的异质性T细胞。某些特定T细胞亚群修饰的CAR-T细胞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。制造通用型细胞是未来发展的方向。有一种形式是抗体带上生物素等标签，与抗原结合后标记肿瘤细胞，然后针对这个标签开发的 CAR-T 细胞就会被激活，发挥细胞杀伤功能。

CAR-T细胞研究试验围绕疗效、毒性和耐药性展开，以寻找新型靶点、阐明信号机制为基础，结合新型技术的应用，通过CAR设计、转导方法和最佳细胞类型的不断研究，必将提高CAR-T治疗效果，并适用于更多类型癌症患者的治疗。

我国CAR-T疗法十年成就

积极的政策和法规刺激（国内法律法规促进细胞疗法发展，加快细胞新药开发的步伐）、充足的资金支持、庞大的患者群体和快速增长的临床试验系统（人口庞大、临床试验认知和参与度提高、临床试验和研究者增长）是我国CAR-T快速崛起的关键驱动因素。

1.靶向创新

我国学者不仅首次利用CD5和CD7靶点的CAR-T细胞治疗T细胞恶性肿瘤，更致力于探索多靶点CAR-T细胞治疗从而减少复发率，例如CD19/CD22双靶点CAR-T细胞治疗ALL和B-NHL、BCMA/CD38双靶点CAR-T细胞治疗MM、CLL1/CD33双靶点CAR-T细胞治疗AML等。

在实体肿瘤领域 ，我国学者首次引入GPC3靶点治疗肝细胞肝癌、Claudin18.2靶点治疗胃癌、B7H3靶点治疗间变性脑膜瘤、EphA2靶点治疗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。

非肿瘤疾病领域 ，CD19/BCMA双靶点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（SLE） 、HIV-1 gp120靶点治疗 艾滋病的CAR-T细胞临床试验也正在进行中。

2.功能增强

提高CAR-T细胞疗效的方法之一是加强其功能。我国科学家通过优化CAR结构、阻断免疫检查点受体 （PD-1、Tim-3和 Lag-3） 、通过其他生化修饰增加CAR-T 细胞抗肿瘤特性、药物联合CAR-T （地西他滨、索拉非尼、舒尼替尼、桥接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） 、优化离体培养、鸡尾酒CAR-T细胞治疗 （CD19联合CD22、BCMA联合CD19） 等多种手段，不断增强CAR-T细胞功能，并抵抗CAR-T细胞耗竭使其持续发挥抗肿瘤作用。

3.精准调控

我国学者在CAR-T细胞中引入“开/关”概念，精确调节其生物学功能，及时避免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 （CRS） 、神经毒性综合征 （ICANS） 、移植物抗宿主病 （GVHD） 等毒副反应的发生。严重副作用仍是CAR-T细胞疗法临床广泛应用的主要障碍，国内对CAR-T细胞精准调控的研究报道较少，因此精准调控设计是我国下一代 CAR-T细胞设计最重要的方向之一。

4.通用型CAR-T细胞研发

通用型CAR-T （UCAR-T） 细胞具有健康供者来源、制备成功率高、适用性范围广等特点，我国学者研发的通用型CAR-T细胞在治疗B-ALL和T-ALL中疗效显著，且CRS、ICANS、GVHD等毒副反应低。但是，仍存在一些局限性，其中GVHD是阻碍临床应用的主要挑战之一，因为现有技术仍无法完全敲除T细胞受体，且基因编辑会增加基因突变、克隆扩增和潜在的靶向、非肿瘤效应的风险 。

5.建立新型制备平台

传统CAR-T细胞，制备主要依赖慢病毒体系，随机整合的CAR插入位点具有一定的生产工艺风险。我国研究团队采用非病毒体系、定点CAR插入技术制备的CAR-T细胞治疗B-NHL，取得目前最好的疗效。

6.干细胞定向分化技术

诱导多能干细胞  (iPSC)  或胚胎干细胞 （ESC） 具有很强的体外扩增能力，且可进行基因编辑。因此，干细胞诱导分化的免疫细胞是未来细胞治疗合理有效的策略。我国学者探索获得不同来源CAR细胞 （如NK细胞、巨噬细胞等） 的方式，以实现更强的肿瘤细胞免疫治疗。